曾幾何時，炒房一度成為商人發家致富的捷徑，房價的飛速上漲卻演變為壓迫普通民眾的“新一座大山”，為了有效打擊炒房和投機性購房等行為，遏制房價的非常態上漲趨勢，讓房屋回歸真正的居住功能，限制部分人群的房屋購買能力，房屋限購令是當前國家出臺的一項房地產調控政策，也是出于對市場中真正有需求一族的保護。
借名買房現象在當今社會層出不窮，關于借名買房合同的效力問題，實踐中爭議頗多，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。
張三與李四曾于2015年簽訂了《房產代持協議》，雙方約定將張三出資購買的一套房屋登記在李四名下。2018年，由于李四無法清償對王五的100萬元擔保債務，王五遂以房屋登記在李四名下為由，請求法院強制執行該套房屋。聽聞此訊，實際購房人張三隨即依據《房產代持協議》向法院提起執行異議之訴，主張自己是房屋的實際所有權人，享有排除強制執行的權利。
諸如類似案例，最高人民法院認為，2010年4月17日發布的《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》授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采取措施限定購房套數。
從本案中來看，張三在當時已有兩套住房的情況下仍想借李四之名再行買房，其目的無非是想規避國務院和當地的限購政策，投機取巧，牟求額外不當利益。
2019年11月8日施行的《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》（以下簡稱《九民紀要》）第三十一條規定，“違反規章一般情況下不影響合同效力，但該規章的內容涉及金融安全、市場秩序、國家宏觀政策等公序良俗的，應當認定合同無效。
人民法院在認定規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時，要在考察規范對象基礎上，兼顧監管強度、交易安全保護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慎重考量，并在裁判文書中進行充分說理”。
從《九民紀要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，國家宏觀政策屬于公序良俗的范疇，一旦合同違反國家宏觀政策，也就因違背公序良俗而無效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人們日常所見的“政策”都屬于國家宏觀政策。縱觀我國最早頒布的《經濟合同法》到《合同法》《民法總則》再到今年施行的《民法典》，對合同無效的規定，愈加尊重合同當事人的意愿，司法實踐對合同無效的判定也更加謹慎。
